而在西方社会，人们对于亲缘关系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，对权利与义务更为看重。这 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长久以来的宗教影响。在古代西方社会，宗教是人们在血缘家族之外的 最重要的群体归属，并严格了规定教徒的义务与权利。与此同时，西方传统社会文化根植 于海洋文明，离乡出海要求人们跳出亲缘关系，为了共同目标组成新的团体。这进一步催 生了西方社会产生基于契约精神的团体组织。在18世纪问世的《社会契约论》中，我们也 能看到，权利义务对等的契约精神早已内化到了西方社会的群体观念中。也正因此，业界与学界曾有不少声音诟病中国家族企业管理水平落后。然而，从更宏 观的视角来看，这种批评是以偏概全的。不同的管理风格各有成因、各有千秋，适用于企 业的不同阶段与不同情形，并无绝对意义上的优劣。中国家族企业无需妄自菲薄，而是需 要认识到自身特点的优势所在，并需随着企业的发展进行积极调整、扬长补短。 在家族企业发展早期组织复杂度较低时，家族内部的信任关系与利他倾向能大幅降低 协作成本。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，市场经济刚刚起步，相关法规尚未健全，创业者能获取 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。这时，家族成员间的信任支持、共同语言和价值观，能帮助企业快速调动资源、解决问题。
在遍地黄金的年代，适当的“人治”还能加快决策效率，让真正 有胆识和魄力的创一代充分发挥个人能力与企业家精神，铸造了无数传奇故事。从这个角 度来说，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差序格局”与“家文化”助推了中国家族企业在过去几十 年的蓬勃生长。 然而，随着家族企业发展壮大，复杂度日益增长，这种管理方式也会显现弊端。一方 面，家族成员内部对于利益分配、责任义务的边界不够清晰，在日益膨胀的财富面前容易 产生矛盾，甚至反目成仇；另一方面，随着业务走向成熟、增长放缓，家族企业将愈发需 要基于契约精神、根据绩效表现来管理内部人才与外部合作伙伴。为了实现基业长青的目 标，中国家族企业必须重视管理方式的转变，在保留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，吸纳“法治” 精神，致力于管理机制的建设。在本系列的后续几篇专题研究文章中，我们将进一步讨论 这些问题。 此外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还催生了地缘性的商帮组织。“差序格局”中的“亲疏远 近”不局限于血缘、姻亲关系，还能拓展到地缘关系。在传统社会中，相近地域中的商人 们自发形成互助的商帮组织，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，形成“十大商帮”1 。虽然现代社会 大规模的人才流动大幅弱化了家族企业的地域特点，但重义气、相扶持的商帮精神依然活 跃在当今中国家族企业的行动中。
